《怀望遥远的青春》连载01│《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概述》（作者：山东省档案局）

  从20世纪中期开始，长达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伴随着共和国的坎坷步伐，走过了兴衰跌宕的历程，牵动了亿万人的心，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件大事，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历史需要正视那段岁月，人民有必要了解那段历史。真实、系统、全面地反映那段历史，是广大知识青年的愿望，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组成部分。但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决定了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进程在许多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到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展。

  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其根本的出发点是试图将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村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

  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田牧的署名文章《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调查报告》，同时在头版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由此拉开了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序幕。

  为配合这一活动，山东推出了知识青年模范胡兆坤和徐建春。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大众日报》刊登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学习的好榜样》，全国迅速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另一个先进典型胡兆坤，与徐建春的经历十分相似，他在农村做出了突出成绩，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劳动模范。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帮助青年人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12月，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要求：“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而吹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角。

  受前苏联建设“共青团城”的影响，1955年由团中央发起了青年志愿垦荒运动，并树立了“北京庄”和“共青社”两个典型。其中，参加人数最多的当数山东。第一批是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在莱阳组织的“山东省青年志愿垦荒建设第一队”，共有队员224名，被分配至黑龙江省集贤县。1956年3月，共青团山东省委在济南、青岛等地组织了1221人的第一支由城市组织的志愿垦荒队伍，其中很多是城市知识青年。此后，有10万山东青壮年移民黑龙江垦区。

  中央在《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做出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的概念，表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慢慢的变成了国家的一项政策。

  这个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家在农村，结束学业后，回家务农——这是早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主要形式，这些知识青年被称为“回乡知青”；二是家在城市，祖籍在农村，有祖辈亲人可依靠的，这些知识青年被称为“返乡知青”；三是家在城市，到没有亲人可依靠的村庄落户，这些知识青年被称为“下乡知青”“回乡”、“返乡”、“下乡”的概念，多用于和研究领域，普通群众并不十分清晰更较少使用。

  上世纪50年代，国家只是提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但没有硬性措施。此间我省“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基本以回乡为主，返乡的很少，下乡的基本上没有。此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缓解城市居民粮食计划供应的压力，开始动员原籍是农村的部分城市居民到农村去，有不少知识青年随家庭返乡。这些随户知识青年一般不被当作“知青”，也享受不到“知青”待遇。

  虽然“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没有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城镇待业在家的青年没有招工的机会，使得一些青年为了谋生不得不到农村去投亲靠友。因此，返乡随户迁移到农村的知识青年数量亦不算少。

  这期间，城镇组织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主要由街道居委会和共青团负责，知识青年只是被动员对象的一部分，并不单列。

  为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摆脱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严重困难，觉和政府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对国民经济进行了重大调整，决定在成功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形成于1962年10月的山东省城市青年、学生安置办公室文件《对城市学生的安置意见》显示，当时全省总计约2.8万待业青年，其中高、初中应届毕业落榜生约1万人，历年失学者约1.5万人。对他们的安置意见是“尽可能动员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到生产队落户的，主要小农具(如锄、镰、锨、镢)由国家帮助解决。在没收入前，由国家按每人每月6至8元，给予最多不超过3个月的补贴。

  1963年6月至7月，中央召开的六大区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决定大规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64年1月，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5月22日，依照国家分配给山东3.3万人下乡插队(不包括回乡人员)的任务，山东省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1964年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插队计划初步分配意见》。根据分配意见，济南7000人到泰安、临沂地区的农村插队，青岛7000人到烟台、昌潍地区的农村插队，淄博2000人到惠民、临沂地区的农村插队，枣庄市500人到济宁地区插队；别的地方城镇的下乡人员都在本地区的农村插队。

  国家发放安置经费，规定：4个省辖市单身下乡插队的，平均每人200元；专区辖市单身下乡插队的，平均每人190元；县城镇单身下乡插队的160元。这笔经费大多数都用在建房、生活补助、购置小农具和旅运费。

  1964年7月，山东省委决定成立“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8月27日，由政府组织的济南10名知识青年集体插队到济南东郊公社滩头大队落户。接着，有更多的知识青年下了乡。与此同时，淄博、青岛等地也都有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在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小的还不到14岁。

  这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群结队”，由政府安排到各个生产队集体生活，这种形式被称为“集体插队”或“集体插队落户”。“插队”逐步成为国家安置城镇知识青年的主要去向。

  据统计，1964年全省动员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11671人，被动员对象全部响应号召；到了1965年，全省实际上山下乡11183人，占动员人数的60%；1966年，实际上山下乡(包括到集体所有制场队的)5095人，占计划人数的1/4，且返乡知识青年占较大比例。由这组数字能够准确的看出，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难度较大，上山下乡人数逐年减少。

  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另一个方向是“支边”，到青海、甘肃、新疆等边疆地区去。

  虽然自1963年起，中央就一再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主要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现实环境却不容乐观：一是我国的可耕地面积少，大多数农村缺少的不是劳力，而是土地，知识青年人数的增加无异于同农民争食粮；二是农村干部和群众不情愿管理知识青年；三是大城市周边农村对知识青年的容量有限。

  凡此种种，都促使决策层另辟蹊径，到外省，主要是到边疆地区去安置知识青年。

  1965年3月，青海省建设兵团筹建处成立。同年5月，组建了中国人民农业建设12师(未启用青海建设兵团名称)，9月，动员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枣庄、潍坊、济宁、德州等8个城市共3002名知识青年参加该师。1966年又在上述8市动员4529人参加，两年赴青海的山东知识青年人数达到7531人。

  1963年12月成立的甘肃省农建师，称为中国人民农建11师。1965年1966年开始在山东的济南、青岛、淄博、济宁、枣庄等地动员知青参加。1965年有4229名、1966年有2544名山东知青参加了甘肃农建师，奋战在著名的河西走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根据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主要是试图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在“”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注入了“接受再教育”、“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政治内容，当成政治运动去搞，偏离了试图解决就业问题的初衷，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1967年，山东率先恢复动员工作。1967年12月12日，青岛市革委召开大会，欢送“文革”以来首批知识青年到诸城农村插队落户当社员。这是青岛市也是山东省首批“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谓“老三届”，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当时全国有1100万人，其中家在城镇的约400万人，城镇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1968年1月4日，山东省革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要求“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城市知识青年，要做好充足思想准备，积极到农村去”，“为把农村办成红彤彤的思想大学校而斗争”。

  1968年1月16日，济南市革委召开大会，动员各中学“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随后，济南市革委召开欢送大会，省革委全体常委到会，为到莒南、临沂等地插队落户的260多名知识青年送行。

  在早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少数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子女。按照有关照顾规定，他们能够留城，但他们抱着极高的爱国热情，积极上山下乡，并有突出的表现，如林淑娘等。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同时发布了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各城市连夜敲锣打鼓，庆祝，由此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向高潮，形成了一场由政府主导、长达十余年，波及无数家庭的运动。

  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一下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对广大知识青年来说，心理落差是相当大的。但是，广大知识青年还是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豪情满怀地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1968年，全省被分配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毕业生有11861人，安置落实8201人占70%。其中，集体插队落户7909人，返乡292人。1969年是自1964年以来，动员和安置人数最多的一年，全省分配动员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28266人，安置落实34753人。除去省外来鲁返乡的，超额完成安置任务总数的8%。

  这一时期，我省上山下乡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到农村插队，另一条是去生产建设兵团。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主席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全国积极备战。为建立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准战斗部队，与国务院决定，依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模式，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西藏、山东、江苏等省和广州、兰州两市，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自1970年起，来济南、青岛招收知识青年，共招收5070人。

  1970年1月16日，山东省革委、上报《关于组建山东省军区山东建设兵团的请示报告》。2月17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由山东省革委和联合组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9月18日，中国人民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大会在济南召开，兵团机关驻泰安市。兵团下辖3个师，14个团，另有3个独立团、4个独立营、1个教导队和1个兵团医院。兵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1师主要是做农业，2师主要是做工业，3师是工农业兼有。兵团征兵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从1970年到1974年，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多次招收兵团战士，因上学、参军等因素，人数不断变动，最多时达两万七千余人。

  1970年之后，山东组织开展“两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和“两个会战”(黄、淮、海水利大会战和钢铁、化肥、农机大会战)，使基本建设规模扩大，就业岗位随之增加。新增岗位的招工，不但减少了动员上山下乡的压力，使上山下乡的人数逐年减少，还使大批在乡知识青年被招工进城。仅在1970年，全省就从农村的知识青年中招工1.1万人，占全省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18%。济宁、临沂两地共有下乡知识青年1.1万人，从中招工4000人，占到36%。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主席，反映他下乡插队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困难。主席于1973年4月25日给他回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寄去300元钱。5月，中央组成13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发现的问题引起中央的格外的重视。6月10日，中央印发了“复信”(中发[1973]21号)。

  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尚未结束，主席就签发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73]30号)。

  10月8日至11月2日，山东省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会议制定了《山东省1973年至1980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和《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规划草案》指出，从1973年到1980年，约动员88万人上山下乡。《规划草案》对上山下乡的形式和规模、带队干部，组织慰问活动等十个方面的工作做出决定。在出台的一系列新办法中，比较有效的是在知识青年工作中建立干部带队制度。

  与此同时，山东各级知青办树立了一批知识青年典型，如济南知识青年贾秀章、青岛女知识青年廖晓东等，这些先进典型激发了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积极性。

  从1973年开始，我国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和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山下乡成为升学就业的重要渠道，实现了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又由农村回城市的缓慢流动。

  1973年12月7日，山东省委报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反映了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重要的包含：(1)在城镇高、初中毕业生的分配问题上，缺乏统筹安排，在城市招工多，给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很大困难：(2)不少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上存有许多实际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约有40%的人生活不能自给，仍靠父母补助，约有30%的人没解决住房问题，有的下乡已七八年了，始终没固定住处；(3)有些领导干部在招工、招生、参军中，为子女“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造成很坏的影响；(4)摧残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案件很多。

  从1974年开始，在一些地方试行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新办法，其中仍以集体插队为主，在各知青点实行“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生活、集中学习，分散劳动)。

  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1974年，下令，除保留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外、包括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其他建设兵团全部撤销。交接方案规定，原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战士一律转为国家正式职工。到1975年上半年，知识青年大部分离开了原属建设兵团的农场、林场、牧场等，除了回原籍的或到青岛、淄博等市的，还有部分人员分配到滨州、莱芜等地区和齐鲁石化、辛大铁路等单位。

  1976年，山东城镇高中毕业生有近10万人，却仅有60910人上山下乡，只接近于上一年的一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人们面对积重难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突破禁区，探索新的出路。党和政府下决心调整政策，逐步缩小和结束上山下乡，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1977年，山东有67182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8年，有57962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虽然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上山下乡人数逐年减少。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12月12日，中央同时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及《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积极稳妥地统筹解决好知识青年问题。

  会议精神传达之后，从云南西双版纳垦区开始，出现农场知识青年集体、罢工、请愿，很快蔓延到各地，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知识青年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2月，形成一股声势很大的“回城风”。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平息事态，安定大局。

  由于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赴青海的山东支边知青自1976年开始，便陆续返回山东。在1979年全国知识青年大返城的背景下，青海省政府决定将3500名知识青年分配至青海省各地工作，又与山东省政府协商，于1980年至1983年，陆续将3502名知识青年调回了山东。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最后一批山东知青也于1979年4月份离开了战天斗地8年之久的边疆，回到了山东。5月，甘肃的山东知青也陆续开始办理返城，从而结束了支边生涯。

  1979年，山东到农村集体插队的知识青年只有4899人。与此同时，开始复苏的国民经济使城镇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多数上山下乡超过两年的知识青年招工回城。1978、1979两年，即招工16万余人。

  1980年8月7日，国务院知青办出台《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今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安排，……能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实际为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随之进入尾声。

  1980年9月，全省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确定，不再动员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仍在农村插队的下乡知识青年，要在招工中尽先安排就业。至1980年，全省共招收39万名知识青年回原动员城市或跨地区就业。1981年4月，各级知青办停止对外办公，业务工作合并到各级劳动部门。至此，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基本结束。

  回顾历史，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千百万知识青年成为农村中一个新的群体，同亿万农民一起，从事农村各项生产和社会活动，将自己的青春热血、聪明才智、辛酸泪水融入共和国的土地。他们同自己的前辈一起，分担共和国的困难，支撑共和国的大厦。他们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磨炼经过时间沉淀之后，就变成了终生受用的财富。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千百万知识青年经过艰苦的磨炼，成为既不同于前辈又有别于后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返城后遇到的种种困难，奋发向上，积极进取，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今天，慢慢的变多的人把那段经历当动力，为开拓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究竟如何评价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上山下乡，人们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反思，相信历史将作出科学的结论。